明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代，诗歌创作已在唐朝达于极盛，宋人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尚能自辟一片天地，至明代则少有建树；就散文而言，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 ，在唐宋时期也是人才辈出，后世罕能匹敌。加上元朝政府对汉文化的限制，更使得诗文创作 有断层之虞。但这并不是说明代作家一无所为，他们仍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围绕“复古”与 “创新”，明代出现了不少散文流派，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至晚明，小品文的创作达到了的空前繁荣，为明代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明初，宋濂、刘基、方孝儒、高启等人，在散文创作方面称雄一时。他们都经历过由元入明的动乱时期，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文学功底，使他们的文章雄浑苍凉，蔚然可观，脱去了元末散文的纤丽之习。从永乐至成化的几十年间，政治经济较为安定，社会无大的变故，散文舞台上，馆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台阁体大唱主角，但唱的不过是些歌 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雍容典雅有余，刚健清新不足。成化年间入阁的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作品与台阁体略近，但比前述诸人稍胜一筹，某些短篇，以小见大，尚有可取之处。
明代中叶，针对肤廓靡弱的台阁体文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的前七子，以王世贞、李 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都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张，想以复古的方式求得诗 文风气的革新。然而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一味讲究形式上的 拟古，句拟字摹，食古不化，成为与汉唐文章貌似神离的假古董。此时，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人，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提出修正，主张师法唐宋八家，易诘屈聱牙为文 从字顺，作品比较贴近现实，自然流畅，人称“唐宋派”。其中以归有光的成就为最高。其 代表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皆为写平常人与平常事的短文， 语言平易质朴，情感自然诚挚，颇能打动人心。
万历以后，历史进入晚明时期。其间，复古运动陷入穷途末路，新的社会思潮和文艺观念开 始涌现，人的个性稍得解放，为散文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时的散文，卸去了以往正宗 古文的道学面孔，独抒性灵，娱悦人情，书写身边事，心中情，短小隽奇，活泼自由。具有 这类特点的散文，通常被称作小品文。值得一提的是，小品文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已见端倪， 唐代韩愈的赠序、柳宗元的山水小记，都具有小品文的笔致。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风行一时。宋代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大家，也都有脍炙人口的小品文流传。 不过，直到晚明，小品文才真正形成与正统散文争雄的局面，最终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 ，成为一代文学成就的标志。
徐渭、汤显祖的散文作品，已具晚明风格，至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文学作品要写“ 吾心之言”，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在《焚书》、《续焚书》中的许多作品，一般 短小精悍 ，大胆立论，嘻笑怒骂，饶有风趣。他的思想和文风，对后来“公安派”小品文的创作有着 深远的影响。“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都反对复古派的模 拟剽窃，主张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的创作大多贯彻了这样的主张。
“公安派”中，袁宏道的成就最为卓著。袁宏道的尺牍小品写得抒放自由，“非从自己胸 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对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加丝毫掩饰。他在《张幼于》中 批评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复古潮流，恣意嘲骂，不留半点情面；在《沈广乘》中写为官之苦， 反复跌足大叹；在《丘长孺》中，极言县令丑态，令人为之破颜。其语言文字，则“信腕信 口，皆成律度”(《雪涛阁集序》)，于朴素平淡中见匠心独运，在机智幽默中臧否人事， 堪称随意指点，挥洒自如。他又善写游记，《满井游记》、《虎丘记》、《五泄》等，模山范水，自然天成，即景生情，别有意趣。他的人物传记中没有达官显贵，写的也是家常琐事 ， 但传主形神毕现，信笔之处，蕴含深意，《徐文长传》、《拙效传》等就是此类文章的典型 。袁宏道与宗道、中道及雷思霈、江进之、陶望龄、黄辉诸人，互通声气，彼此唱和，使题材 多样、形式自由的小品文创作风行一时。
继公安派之后，在小品文创作方面较为成功的是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他们既反对模拟古人，强调书写灵性，又力避公安派“近平而俚”的作法，追求“幽情单绪”、“奇理别趣”之类的意境。钟惺作文，锻字炼句，苦心经营，平淡中可见深情，其《浣花溪记》，文如溪水，窈然深碧，清泠幽峭；《断香铭》为友人之妻作铭，酿悲惹恨，一字一咽。谭 元春佻达真率，另有格调。其《题秋寻草》，一反古人“悲秋”惯例，颂秋喜秋，出人意表 ；《三游乌龙潭记》分三篇写芦苇竹柳、冈陂潭景、残阳晚霞，分开来看，短小精悍，各具特色，合而观之，又成为相互贯连的完整篇章。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也是竟 陵派文笔。不过，尽管竟陵派人物有心振作文风，但由于他们刻意营造一种冷僻苦涩的气氛 ，未免落入为文狭窄的境地。
至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人，摒弃世人的门户之见，杂糅公安、竟陵两派之长，使晚明小 品的创作日臻完善。王思任号谑庵，其小品文正如他的为人，诙谐雅谑中不乏气宇轩昂。以袁宏道《满井游记》与王思任《游满井记》相比，前者重在写景，清新雅丽；后者重在写人，世间百态，一国狂惑，尽在百余文字之中。祁彪佳《寓山注》导人游园，不事铺张雕绘，语似家常，而意随景到，处处为篇，景景入画，园林佳妙处，渐次毕现。
张岱是晚明小品文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取材广泛，自名山佳水、民风习俗，至人物论赞、器技杂志，描写无不细致深入，自然成趣；其笔力高致，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略经点染，即成至文。张岱的山水小品多集中在《陶庵梦忆》、《西湖寻梦》中，国破家亡后 ，追记旧时的山山水水，恍然如在梦境，虽然迷离廓远，却因心摹意想，更加绚丽多姿，情趣盎然。名篇《湖心亭看雪》写自然景色，《西湖七月半》写人文景观，无不意韵高妙，兼 具 公安派的清新、竟陵派的冷峭、王谑庵的谐隽而又自成一格。张岱还善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写 人描物，艺人柳敬亭的说书绝技(《柳敬亭说书》)、妓女王月生的孤洁不俗(《王月生》 )、酒徒张东谷的嗜酒诙谐(《张东谷好酒》)，美丑妙肖，栩栩如生。他如序跋、像赞、书牍、碑铭等，不拘文类，都写得通脱凝炼，雅俗共赏。晚明小品有张岱作结，当是明代文 坛幸事。
天启、崇祯年间，随着清人入侵，文人成立了“复社”、“几社”组织，积极参加抗清斗争 ，张溥、陈子龙、夏完淳等写就的一些篇章，忧国伤时，感慨激昂，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特色。
总之，明代散文历经数变，始如病树，根萎叶蔫，了无生意；继而向古人求救，稍见生机； 至晚明，奋起自新，独抒性灵，终于枝繁叶茂，蔚然可观，结出小品文这一硕果，使有明一代，有文可夸。小品文虽在清代一度湮没无闻，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品文再次风 靡文坛。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即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源流 ，“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结合而成”。明代小品文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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