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肖尔《日本人》中写道:“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那样在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优势的挑战面前作出这样迅速和成功的反应。……日本人相对迅速地取得成功,主要不应归功于外因,如西方的冲击性质或日本国土较小等。因为其他有同样经历和国土面积的国家,做出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还是应该从其内部特点去寻找原因。”其中“从其内部特点去寻找原因”包括
①德川幕府的统治被推翻,明治政府进行了改革
②明治政府派出使团考察欧美,推进殖产兴业,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
③注意人才培养,推行义务教育,为国家工业化创造条件
④倡导西化,起到移风易俗、促进文明开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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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1910—1998)是世界级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他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积极干预现实的电影创作方法，又汲取了传统武士史诗的艺术特点，深入探讨普通人的生活问题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相信个人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在黑泽明所执导的许多影片中，这种艺术创作手法与他的价值观，通过对影片表现技巧的运用和指导人物的活动表现，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有些影片还从哲学的高度上对故事内容进行分析。比如以怀疑论和讽刺性相结合为主要艺术表现特征的电影《罗生门》，不但显示了单纯明快的道德性主题和多变的情节风格，而且人物个性鲜明，形象感人。《罗生门》(1950)获得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它的获奖，使此前在国际上几乎默默无闻的日本电影突然之间备受世界瞩目。拍摄于1952年的影片《活着》，两年之后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奖。影片故事所反映的是某些人对生命热爱的积极心态，是一种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意义的思想行为的真实表露，颇有现实感。《活着》描写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位普通的科长，他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并且只有半年左右有存活期之后，一种武士般的强烈责任感唤起他珍惜指日可数的生命的意义，使自己一生中的最后阶段的分分秒秒都充满着价值。海伦·凯勒在她一篇题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有时我想，要是人们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做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该有多好啊!这就能更显出生命的价值。如果认为岁月还相当漫长，我们的每一天就不会过得那样有意义，有朝气，我们对生活就不会过得总是充满热情。”影片所表现的就是在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可贵的人们，决心赋予生命以更加绚丽的光彩的真实写照。另一部有影响的影片《七武士》(1954)，则获得1955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及奥斯卡奖。后来还被英国的《画面与音响》杂志评为电影诞生以来世界最优秀的十部影片之一。它表现出对封建道德的嘲讽和从形式上革新“剑戟片”传统的尝试。

在60—79年代，黑泽明导演的比较有名的影片还有《保镖》，《椿三十郎》以及与前苏联合拍的影片《德尔苏·乌札拉》(1975)。《保镖》可以说是按喜剧的样式构思的，它通过极端夸张的、精湛的表演嘲笑了喜剧的某些陈规俗套。黑泽明本人认为《椿三十郎》要比《保镖》更滑稽、更吸引人。《德尔苏·乌札拉》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俄中边境地区，描写一位俄国研究人员带领考察队，在冰雪荒原中的险遇。危急中，他们获救于一位蒙古猎人，于是，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影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在视觉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光彩，对蒙古人的刻画也很成功，故事所透露的伤感情调也时有所现。该片获莫斯科电影节大奖和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67年，黑泽明与美国的福克斯公司合拍影片《虎!虎!虎!》，终因他的创作思想上的理想主义同美方坚持的现实主义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合作失败。

1998年9月6日中午12时45分，黑泽明因脑溢血在家中去世，享年88岁。在记者招待会上，黑泽明的长子黑泽久雄说：“父亲死而无憾。因为他做了他想做的事。”黑泽明的去世，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美联社称：“黑泽明是日本影界的‘天皇’，他的电影对美国的导演影响很大。”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黑泽明的作品在世界电影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去世，是电影界的一大损失。”在意大利举行的第55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持人宣布黑泽明的死讯后，在场的全体观众肃立致哀。9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追授黑泽明“荣誉国民奖”。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阐述授奖的理由时说：“他的影片使日本人感动，让我们看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黑泽明作品的魅力在于对影片的动感拍摄的掌握，以及男性的硬派风格的展现和对作品的精益求精的要求。

黑泽明说道：“电影是自然产生的，它没有国界。我希望通过电影与世界各国的人们对话……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弱点，不喜欢输给别人，所以必须不断努力……演员应该不断适应新的角色，如果不接受新事物，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对于黑泽明来说，他最赏析的演员要算是三船敏郎了。三船敏郎于1946年从影。从参与影片《泥醉天使》(1948)的演出开始，便与导演黑泽明合作多年。他先后在黑泽明的《罗生门》、《七武士》、《血溅王座》、《保镖》、《红胡子》等影片中扮演主要角色。出演《罗生门》的成功，使他一举成为日本重要的演员之一。此外，他还主演了《山本五十六》(1968)及《日本最后的一天》(1967)等影片。70年代，主要拍电视系列片。演出的其他影片有：《人证》(1977)、《1941》以及《1979，美国》等。

三船敏郎在他所饰的一系列角色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男性的硬派风格和那种以自我体验为中心的精神状态。这种体验，来自于生活的真实性，现实通过自我又重新以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在影片《罗生门》中，他以其出色的表情、语言和一连贯的动作，把强盗多将丸这个角色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不但让观众见到这个人物真实的外在形象，而且揭示了人物的心灵。《罗生门》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行脚僧、樵夫在废墟般的罗生门下躲雨，樵夫向大家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凶杀疑案。原来是一位武士在眼看自己的妻子被强盗强暴后，遭到杀害身亡……案子到了衙门后，强盗、武士之妻、灵媒及证人樵夫却各有不同的说词，使得整个案情的是非显得迷离。影片通过目击者和当事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片面讲述案情，不但加大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增加了悬念感，而且也是对人性弱点的披露。三船敏郎在其中的两场戏中表现得格外出色：在受审时，他的“供词”表现了这个人物对自己的强盗名气的自豪，对性这一生理自然属性的不顾廉耻的表露。他矢口否认公诉人说他从马上跌下，因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京都地区的大盗，是不可能会表现出如此蹩脚的骑术的。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杀了人，但那是在双方决斗时发生的事。说到得意处，竟情不自禁地扭动着被绳索捆紧得结结实实的身子，还不时爆发出阵阵肆无忌惮的大笑。在林中袭击武士之妻时，他的动作并没有让人觉得下流猥琐，倒有几分猫耍老鼠的滑稽，看上去仿佛是在兴高采烈中进行的举动。打家劫舍、居无定所、以及风餐露宿的山林生活所形成的放荡不羁的行为特征，经三船敏郎的艺术表演，栩栩如生地出现于银幕之上。

在影片《七武士》中，三船敏郎扮演一位机智、勇敢、为人和善、为民伸冤的武士。他是被村民招募来保护他们的七武士的头领。在这个人物身上，不但可以见到其出色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而且可以处处感受到他那颗宽宏大量的胸怀和长者风范。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帝国海军的著名将领，是日本帝国主义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疯狂对外扩张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与军事人物，他亲自计划并指挥了偷袭珍珠港的战斗以及晚些时候的中途岛海战。山本一生戎马40余年。早期他参加过日俄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高层海军司令官惟一参加过对俄作战的将领。他还出使过英美，参加过多次的海军裁军谈判，这样一个人物，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史的活教材，是日本军事力量崛起，以及对外扩张侵略的典型代表。从山本身上，鲜明地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人物的武士性格和形成这种性格的文化渊源。三船敏郎准确地把握住山本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与形成他的忠君思想的社会环境的关系，生动地把这一军国主义者的形象再现于银幕之上。影片在美化日本侵略军的军国主义将领的同时，从另一角度上，也让观众领略了三船敏郎出色的表演技巧。

时值阳春三月，加治河两岸樱花争艳吐芳，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山本叉开双腿，端坐于木船之中，一边与梢公闲聊，一边观赏着两岸秀丽迷人的景色。梢公点着篙，木船晃晃悠悠徐徐向前滑进。山本的老嗜好又冒了出来，他与梢公打起赌来，以他能否在船中以手倒立的姿态保持至船只靠岸时为胜败的条件。随后，获胜的山本，欲将船费交与梢公，梢公拒收，相持中，两人双双落水，相视间，彼此开怀大笑……这就是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开始的一场戏。影片中，无论是山本对于严重的国家问题的思考、争辩、抗争，还是在对待私人生活的态度上，无论是处于孤立，还是在受到一片赞誉时的表现，三船敏郎始终将这一人物既坚定而不失灵活，严肃而不失风趣的性格特征纳入到人物所崇拜的“君臣一体，忠孝不二”的价值观念之中来加以表现。三船敏郎恰当地把握住山本内心的信念这一人物表现的根本，将他那眼界的开阔，思维的深邃和目光的敏锐的帅才风貌与日本陆军极右分子的气势汹汹、锋芒毕露、甚至赤膊上阵的战争叫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是影片的编导者对军国主义分子的美化的一种表现。从山本一生的生活轨迹中，却又恰恰暴露了山本效忠于国家的侵略政策的更为隐蔽的扩张侵略思想。在长期的对外侵略中，武士精神渗透进军国主义文化，成为后者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作为这种文化的军界代表人物的山本，其所作所为，无论事情的大小，都必然透露出“效忠主上，重名轻利，崇尚勇武，廉耻守信”的武士封建道德精神。比如他冷静地婉拒出席偷袭珍珠港胜利祝捷大会，不辞劳苦地飞奔于各战区为下属鼓气，作战时，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地指挥。甚至在他的座机被击中起火燃烧时，仍然正襟危坐，表现出一种“奉天皇之命去捐躯”的气派。

影片不时以细节的方式表现人物的政治观点和态度。这种表现手法加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艺术上说，也是很具影响力的。三船敏郎把握住了“在艺术中，人保持沉默，而形象开始说话”的演出技巧，常常以脸部表情和简洁的语言来表现出山本勤于思索和追求完善的武士精神个性特征。比如，影片中有这么一场戏：在“长门”号舰上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作战会议。会议上，第一航空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直言反对袭击珍珠港。他认为此举风险极大，并以在战争中应以不存侥幸心理为决策的前提，极力反对山本的战役构思。会议结束时，草鹿的态度仍未改变。在送他离舰时，山本压低嗓门，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草鹿君，我完全理解你的意见和心情。但是，我已下定了进击夏威夷的决心，希望你能予以理解。回去后不要再唱反调了，要为实现我的作战决心多作贡献。”

山本就是以如此的一片诚恳的态度来打动部下的心的，这种推心置腹的沟通使下属决心辅助自己的长官。这一看来似乎无足轻重的送别寒暄，实则在表现山本这一人物有不以官阶压人的大将风度。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三船敏郎的表演出色地贯彻了编导精心安排突出山本的忍辱负重，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尽忠天皇的武士精神的构思。因为从根本上说，最反对向美开战的不是别人，正是山本本人。

看三船敏郎的表演，有时常常使人不自觉地想起美国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他俩在艺术表演中都流露出真诚和朴素的品质。在他俩所扮演的众多角色中，让人看见了活生生的人物，使人历久难忘。因为这种以真实为基础的艺术表演，能够抓住情感和理智，弗里曼和三船敏郎的表演特点，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表现作品的内在本质，或者说，作品的灵魂上，从他俩所饰的人物身上，观众很难见到用外部的辉煌华丽以掩盖人物内心匮乏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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