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有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当仁不让于师”,教学要因材施教,挖掘学生潜能。这位教育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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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师 我更爱真理 拉斐尔在名画《雅典学院》中，画了许多古希腊的大哲学家，处于画面中心位置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老师柏拉图的手指向天，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手指向地，画非常形象的表达了二人哲学核心观念的差别，同时，画也表现出了古希腊的文化气息，即便是师徒，也可以自由的争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学说，也对柏拉图的哲学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此，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这句话首先表达真理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人们首先发明了关于裁缝、制鞋、建筑等方面的生产科学。与此同时或稍后，为了更好地维护或改造现存的社会体系和指导人们的行为，人们发明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实用科学；为了获得快乐，人们发明了体育、雕塑、音乐、绘画等艺术。最后，随着生活必需品的日益丰富，娱乐途径的日益增多，人们的兴趣和追求逐渐转向了非功利的事项，转而仅仅的追求纯粹的知识或真理本身。由此理论科学便逐次发展起来了。首先是物理学诸分支，其次是数学，最后是所谓智慧或第一哲学、神学”。由于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和哲学思辨能力的限制，古希腊人相信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一系列著名的自由辩论，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有千古影响的成绩，也逐渐塑造了一种真理第一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对社会的进步是极为有益的。在塑造真理的文化中，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们中国孔子也曾经说过，当仁不让于师，肯定了学生符合仁的要求可以挑战老师，这其中也有一种自由的精神，但相对而言，仁是一种伦理观念，主要属于善的范畴，不同于真理的范畴，孔子求善的过程中，努力维护一种等级秩序，而且，儒家一直强调中庸之道，真理第一的观念是比较薄弱的。孔子的传人，对孔子的思想也多有发展，他们的逻辑论证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但并没有改变孔子思想的主旨，宋代张载的西铭中，有一句为往圣继绝学，确实，孔子以后的儒家，主要是在注释经典，并没有从中开创出新的哲学流派。中国的其他哲学流派也没有对真理给与特别关注。这种文化起点的差别，对中西发展方向，发展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是在2000年以后，西方文化的优势才充分显现出来了。 西方人对真理极为执着，到今天，对什么是真理也有很多争论，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符合真理论”、“语义真理论”、“分析真理论”、“融贯真理论”、“工具真理论”。这使得他们追求真理之路走得更为稳妥，更为坚实。儒家文化一方面培养我们做不傲名（“鸣谦”），不居功（“劳谦”），不以救世主自居（“撝谦”）的谦谦君子，一方面希望人们自觉遵守等级秩序，这实际上特别不利于对真理的追求。中国到今天追求真理的文化仍然不够发达，教师，学校对培养学生对真理的热情责任重大，如果教师以自己的权威为第一，真理就永远不能被学生视为具有最高价值的东西，学生爱老师，也应以老师把他们引入真理的殿堂为依据，老师要容忍学生在追求真理时对自己的不恭敬。 金岳霖先生和他的学生周礼全先生有一段轶事，值得反复思考。金岳霖先生是我国的哲学泰斗，逻辑学泰斗，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学术成果受到学术共同体的一致推崇，在逻辑学教学上也值得称道，他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逻辑学家。金先生做过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受到大家的极度尊重。周礼全先生是金先生的得意弟子，研究逻辑学需要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在学习研究中的争论是非常必要的。有一次师徒争论时，周先生大概是说了句你混蛋，这句话被哲学系的很多人听见了，许多人对周先生不满，甚至很多年后，许多尊敬金先生的人，对周礼全先生那一句话还是不能释怀。当时金先生是受过西方精神教育过的人，具备非常宽容的精神，第二天，他又单独找周礼全先生把昨天的问题又耐心讲了一遍。后来，周礼全先生又培养出了今天中国最好的逻辑学家，金先生师徒的这段往事也不被人讳言，甚至还是中国逻辑学界的一段佳话。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一经培育，就会滋长，日久天长，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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