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一种古老的礼法制度,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避帝王名讳为“公讳”,避父母名讳为“家讳”,避圣人名讳为“圣讳”。下列属于“公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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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就是避讳的典型例子。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极端强调等级名分，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四是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称“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避母名也。
避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写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时，读、写都注意避讳（即家讳）。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总的来看，唐朝以后，对避讳就非常重视了。历代皇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对避讳都很讲究。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其为“大虫”。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祖开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讳。且与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赵匡胤的祖父名敬，因此宋代不称镜子，只称鉴子。明武宗既姓朱，又属猪，所以在正德十四年，他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他认为养猪、杀猪，是对皇帝的不敬。不料此令一下，几年后，全国的猪几乎断种，以至于节日用来祭祀天地祖庙的猪都无法找到。后来，由于大臣们的劝谏，他才不得不取消这道令人哭笑不得的禁令。国讳是如此，即使是家讳，古人也十分重视。前述李贺、杜甫等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则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其子苏轼为他人作序时，均改称“叙”。
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国讳。之后，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一两个避讳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换代时，避讳的字数还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续时间很长的朝代，到朝代结束前，累积的避讳字数就往往很可观。直到一个朝代结束，所有曾避讳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由于避讳在一个朝代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讳字数量常成倍增长。这对于当朝人写文章，特别是科举考试，造成极大的不便。稍有不慎，触及讳字，轻者落选，重者获罪，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更有甚者还会株连九族。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事物因多次避讳，其名称彻底改变，令后人很难寻觅其踪迹。如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记载有一种植物叫“薯蓣”。唐后期，唐代宗李豫即位，遂改称“薯药”。入宋后，宋英宗赵曙即位，又改称“山药”。有些姓氏，也因为当朝皇帝的名讳，而改作其他的姓氏。如庄氏，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如东汉严子陵，本姓庄；姬氏，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改为周氏；淳于氏，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为于氏等。不仅改姓，也有因避讳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孔子后裔孔莽，因王莽篡汉称帝，遂改名孔均；唐初宰相裴世矩，因避唐太宗名讳，去“世”，称裴矩。即使是神，也有因避国讳而改名者。如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就因避唐太宗名讳，而省去“世”字，称为观音菩萨。因避讳，不仅在世者要改名字，就连早已故去者也不能幸免。如秦汉之际的策士蒯彻，死后又因汉武帝刘彻即位，而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作蒯通。南齐时，将军薛道渊因避齐太祖萧道成名讳，去“道”字，只称薛渊。但到唐朝编修《南史》时，又因避唐高祖李渊名，遂改其名为薛深，改来改去，弄得后世读者难以辨认。古代的地名，也有因犯讳而改名的；如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讳楚，秦始皇称帝后，即下令将湖北楚州改称荆州。西晋愍帝(末帝)司马邺即位，建业(今江苏南京)改称建康。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因其父名国昌，遂改孝昌县为孝感县。
上述三种避讳的方式，都是古人在长期的避讳“实践”中发明的，在当时满足了秩序和虚荣的需要，对后世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改字和空字，常导致后人很难推断原字，甚至理解错误；缺笔则更易造成错读成其他字。如唐睿宗李旦，若省去最后一笔，就变成“日”字。由于避讳，就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性名称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如先秦文献中记载了一种鸟，称为雉。西汉时，因吕后名雉，这种鸟便只得改称“野鸡”。与吕后同样，清末慈禧太后属羊，于是下令，不许人们说“养羊、杀羊、吃羊肉”一类的话。但是慈禧太后嘴馋，又不能不吃羊肉。于是又下令，管“羊肉”叫“福肉”“寿肉”，真是可笑之极。所幸的是，慈禧的“福肉”“寿肉”没有像野鸡那样被后世所接受。
在封建君权高于一切的时代，避讳被推演到荒唐可笑的程度。晋文帝名叫司马昭，那么“昭”字别人谁也不许用，于是，连古代的王昭君也得改名，叫“王明君”。晋愍帝叫司马业，那么“业”字就为皇帝独霸了去，甚至连地名“建业”(今南京）也改名叫“建康”。唐高宗叫李治，“治”字就变成皇帝独有的字，而且和“治”同音的字也得改。在行文中凡是遇到“治”的字都改写成“持”“理”等同义词的字。而“稚”字因和“治”同音，凡是用“稚”的地方，都必须用“幼”来代替。好在汉语当中同义词较多，否则真不知如何办才好。唐高宗的太子叫李忠，那么“忠”字也得避讳。朝中实行多少年的官职名“中郎将”，也奉命改为“旅贲郎将”。到了宋代，避讳之风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同音、音近的也要避讳。宋仁宗名赵祯，与“祯”音近的“蒸”也要避讳，“蒸干饭”的“蒸”改为“炊”。比如，《水浒传》中，吴大郎所卖的饼，本来是蒸熟的，却不得再叫蒸饼，而改叫“炊饼”。宋徽宗因为属狗，因此天下的狗便走了运，有旨禁止天下杀狗。宋高宗赵构，因他名“构”，四川勾姓大家，姓都改了姓，统统不准再姓“勾”。为避“构”字而牵连及于够、媾、购、遘……等同音字，达五十多个！
由避讳闹出的笑话也不少。南宋有位大臣名字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对父亲的名讳自然是非避不可的，每当读书遇“良臣”二字，其子便改读为“爹爹”。一天，读《孟子》，有“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之句，便在父亲的面前大声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五代时的冯道，字可道，历事五个朝代为相，人称“不倒翁”，自称“长乐老”。一天，他让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门客为避讳，连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在场者都笑得前仰后合。袁世凯搞帝制复辟之时，北京煤铺墙上“元煤”二字得涂掉，“元煤”的谐音不是“袁没”吗？“元宵”，听来像“袁消”，更不好了，于是将“元宵”改为“汤圆”。替李鸿章操办洋务的盛宣怀，是近代最大的官僚资本家，这人偏爱火腿，有人投其所好，送来两条云南宣威火腿，礼帖上写着“宣腿一双”。一个“宣”字，触犯了他的名讳，恨恨然道：“什么宣腿宣腿的，拿走！”为了避讳，著名特产也横遭白眼了。
可以说，古代因避讳而更改名称的事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避讳这种习俗，给古代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国讳，更反映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也给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造成一定的难度。不过，由于避讳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一个讳字的出现和消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这也为后人对史料的辨伪，特别是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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