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在对外态度上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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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wupai de fal sixiang
洋务派的法律思想

中国近代史上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种反动思潮。洋务派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是清王朝统治集团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它的基本主张是要求在固有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增添一些资本主义的皮毛，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此相应,洋务派法律思想的主要主张是礼、法并用,宽猛相济；以纲常名教为本,在中国原有的法律制度基础上,采用若干西法，以适应镇压农民起义与办洋务的需要。在洋务派的人物中,其法律思想较具代表性的有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 (1823～1901)、张之洞(1837～1909)、刘坤一(1830～1901)等。
　维护纲常名教　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见洪秀全)猛烈冲击清王朝统治秩序时，曾国藩呼吁地主阶级共同来维持纲常名教。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张之洞也以封建秩序卫道士自居，写了《劝学篇》，宣扬“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顽固地以纲常名教对抗维新派兴民权的思想。在纲常的名义下，维护清王朝现存的统治秩序，是洋务派法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礼、法并用，宽猛相济　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一般都具有礼治、隆礼的观念。曾国藩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一秉于礼。他认为“礼”可以将人人纳于轨范之中，从而起到巩固清王朝统治的作用。所以，他在用刀兵峻刑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同时，又大讲复礼、隆礼。在礼治的观念下，他们有时也主张对于良民的一般狱讼，应稍示宽仁。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在其会奏中，向清廷提出“恤刑狱”的建议，指出这是关系结民心御强敌之事，显然是想借此以缓和阶级矛盾，笼络人心。
　但是他们并非单纯主张宽仁，而是主张礼、法并用，宽猛相济。尤其是在发生农民起义时，则都强调要济之以猛，兼用申、韩之术。曾国藩就提出：子产、诸葛亮、王猛，“皆用严刑，以致安”。因而主张用严刑峻法和血腥屠杀去扑灭农民起义。李鸿章对于农民起义和一切可能危及清王朝统治的行为，也力主从严惩办。他曾建议郭嵩焘：“粤中乱民极多，宜用重典”。张之洞同样主张惩乱民要以刚断疾速为功。
　中体西用　洋务派虽以封建卫道士自居，但又认为在“万国交通”的形势之下，不能一切拘泥成法，在某些方面应稍事变通。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他们主张在以纲常名教为本的前提下，可适当地采用西法。如曾国藩提出“道”、“礼教”是不能改变的，但在器械、财用、选卒等方面，则不必拘泥于故迹陈规。李鸿章也讲要自强则必先变法，并且吹嘘办洋务是“圣之时”。根据这种观点,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除了进行造船制炮、办同文馆、译西书等活动外，在法律领域也开始采用西法。由于办理外交事务的需要，他们首予重视的是“公法学”。为此,他们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任同文馆国际法教习,并出版了丁韪良、傅兰雅（英国人，1839～1928）等人翻译的有关国际法的书籍。李鸿章还建议派员赴西欧学习“公法学”。
　张之洞对曾国藩、李鸿章的主张，又有所发展。张之洞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观点出发，提出：“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在不违反纪纲伦常的条件下,他也认为可适当采西法,而他首先考虑的也是“公法学”。他感到在办理中外交涉时，中国缺乏谙熟公法的人,于是建议清朝廷应讲求“公法之学”,“以资自强而裨交涉”。1901年，清廷作出“变法”的姿态。张之洞、刘坤一在其筹议变法的会奏中，又进而提出参酌西律,改进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议。以“恤刑狱”为名,拟定了“禁讼累”、“省文法”、“省刑责”、“修监羁”、“重众证”、“改罚锾”等 9条“变法”措施。其中的省刑责、修监羁、改罚锾等项，系参照西法而提出的。关于采用西律，他们则建议清政府聘请西方各国的“名西师”，博采各国法律，为中国编纂矿律、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这也是从办洋务的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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