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有“庶人议政”的传统,下列史实不符合这一传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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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则君、民权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论，有反对极端之两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执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与民为强制之关系；惟放任也，故君与民为合意之关系。即近于契约之关系。惟强制关系也，故重等差；惟合意关系也，故贵平等。惟等差也，故压制暴威；惟平等业，故自由自治，此两者虽皆非政治之正轨，要之首尾相应，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则不然。其施政手段，则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政策之极轨也。其君臣名分，则强制也；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社会秩序，则等差也；《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则以压制暴威为大戒。夫以压制暴威为大戒，岂非仁人君子之极则耶？而无知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为君说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隐也，汝宜顺民之所好恶也，汝宜采民之舆论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于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隐，不顺民之所好恶，不采民之舆论，则当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问题也。夫有权之人之好滥用其权也，犹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谆谆说法，而劝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谓余不信，则试观二千年来，孔教极盛于中国，而历代君主，能服从孔子之明训，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几何人也？然则其道当若何？曰：不可不钳制之以民权。当其暴威之未行也，则有权以监督之；当其暴威之方行也，则有权以摒除之；当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权以永绝之。如是然后当权者有所惮有所缚，而仁政之实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乱为大戒，犹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为大不敬矣，犹可言也；浸假而庶人议政，亦为无道矣。儒教亦多非常异义，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象，视民草芥，视君寇仇之义，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门也。虽然，争权而必出于革命，惨矣，伤矣。且革命之后，复无所以限其君权者，前虎退而后狼进，是革之无已时，而国将何以立也！故徒杀一虎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绝虎狼之迹着；即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说，则共和政体事业；由后之说，则立宪君主政体事业。欲成郅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顾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虽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泽也。是何异语人曰：吾已诫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顺俯伏于其侧，虽犯汝而不可校也。虽曰小康时代，民智民力未充实，或有不能遽语于此者乎？虽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优于法家者仅一间耳。法家以为君也者有权利无义务，民也者有义务无权利；儒家专指小康。以为君也者有权利有义务，民也者有义务无权利。其言君之有义务等耳。夫其所以能实行者何也？必赖对待者之权利以监督之。今民之权利，既怵于学说而不敢自有；则君之义务，其何附焉？此中国数千年政体，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实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东京末叶，鸿都学生、郡国党锢诸君子，膏斧钺实牢槛而不悔，往车虽折，而来轸益遒。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气，苟其加以权力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恶，而争政之实为本权，则中国议会之治，虽兴于彼时可也。徒以一间未达，仅以补衮阙为责任，以清君侧为旗帜，曾不能乘此实力，为百世开治平，以视希腊、罗马之先民，其又安能无愧也！呜呼！吾不敢议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即荀子）焉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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