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第三》载:“主好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此贫国弱兵之教也”。此话论述的根本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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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提出并推行了明确的“农战政策”，即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由国家掌握调控土地资源，实行国家授田制，按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民众土地，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每个农户所授土地相同，负担同等的国家赋税，即所谓“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通过授予民众土地并设立阡陌封疆，承认和保护民众的权益来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又颁布了户籍法和什伍连坐法。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什伍连坐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同时规定“使民无得擅徙”，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的人身编制、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授田制、户籍法、什伍连坐法相互配套，协同推行，实现了国家对土地资源和广大民众的直接控制管理，实现了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直接接合，势必会促进农业发展。

　　第二，发布垦荒令，鼓励垦荒务农。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孝公三年（前359年），商鞅建议秦孝公颁布《垦草令》，推出了鼓励民众垦荒种田的20多种办法，激励力度很大。荒地得到垦辟，耕地面积扩大，无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途径。

　　第三，免役轻税，保护农业。商鞅主张对农业轻税，反对重税，认为“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也反对大兴徭役，认为“农逸则良田不荒”，“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农业就能得到发展。商鞅变法明确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僇力，意即努力；本业，即农业；复其身，就是免除本身徭役（包括劳役和兵役）。全句的意思是，凡勤恳务农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其本身的徭役。这是一种很有力的鼓励措施，因为按照当时秦朝的制度，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免除徭役。商鞅变法还规定，把100方步（长宽各100步）为一亩的周代亩制，改为240方步（长宽各240步）为一亩，并按照新的亩制纳税，但税率不变。这样，农民的纳税负担实际上就减轻了一大半，自然会激励农业生产。

　　第四，改革军赋征收办法，将根据田亩数征收军赋改为根据人口数征收军赋。战国时各国征收军赋，均依据田亩数为计算单位，即“因地而税”，根据需要不定期征收，田亩多者要多交，这实际上不利于垦荒生产。商鞅发现了这一弊端，“舍地而税人”，将秦国军赋改为按人口征收，“开始实行定额、定期、按人（包括男、女）征收军赋的办法。与‘因地而税’相比，这样做，在提倡开荒时，解除了增加垦地会加重军赋负担的顾虑，有利于促进人们扩大耕地面积，对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

　　第五，入粟拜爵，军功拜爵，激励农战。商鞅变法规定，秦国民众晋爵标准非农即战，别无他途。《商君书·农战》载：“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一空（孔）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这就是说，要想获得官爵，只有依靠务农和作战。依靠务农而获得官爵，称为“入粟拜爵”，具体方法是：“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出官爵”意即捐得官爵。整句意思是，民众有余粮，可以向政府捐献，政府根据捐粮的多少授予级别有差的官爵。依靠军功而获得官爵，称为“军功入爵”，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军功爵共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斩得一个甲首，即可被授予，并得到实际利益：“爵一级者，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益除庶子一人”，不但田宅得以扩大，还可得到一个没有爵秩的人为自己服定额无偿劳役，即所谓“庶子”。从第一级公士到第五级大夫，依此递增。从第六级爵官大夫到第二十级爵彻侯，可按照等级食邑食税，“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

　　第六，提高粮食价格，保障务农者获利。《商君书·外内》载：“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保障农民利益，来激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务农人数，从而巩固农业生产。

　　第七，采取强硬措施惩罚妨害农业生产的行为。商鞅第一次变法时，明确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事末利”，指从事工商业经营；“怠而贫”，指由于怠惰而致贫致穷；“举以为收孥”，是加以纠举，并将其自身连同其妻子、儿女籍没为官府奴隶。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商鞅变法还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收其军赋。“其目的在于划小生产规模，确立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经济，鼓励各自谋生，努力从事生产”。《商君书·垦令》还明确禁止声色娱乐下到各县，保障农民心志专一地务农；禁止怠惰之民游手好闲，妨害农事；禁止雇用佣工；禁止大兴土木；禁止官吏扰民，等等。

　　农战政策涉及土地政策、赋役政策、爵秩政策等众多领域，多为强制性法令，强力推行，不容讨论。农战政策之下，肆力农耕和勇敢杀敌都可以获致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利益，使秦国民众“喜农而乐战”，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务农和作战的积极性，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崛起于六国之上，“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实现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核心目标。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7728137.html

　　农战政策把重农与重战统一起来，亦重农亦重战，但重战又为核心，重农与重战之间有所偏重，重农服务于重战，为重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重战才是要实现的核心目的。这种政策内部的偏重，势必将农业经济纳入到为战争服务的轨道，势必使社会经济军事化，使秦国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出现了全民为兵、全民重战的极端化情形，当时即被视为“虎狼之国”。商鞅身后，这种极端化情形继续发展，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也没有得到调整，而是越走越远，越来越极端，最终社会经济被无休止的战争吸干了脂血，成为秦王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损害了秦国旧贵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秦孝公死后，反对变法的秦国旧贵族残酷地杀害了商鞅。但是，“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变法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已不可逆转。商鞅身后的秦国继续推行农战政策和抑商政策等，“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大的国家，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全国大一统，建立起皇帝集权专制的秦王朝。秦王朝的建立，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势，顺应了广大人民希望结束列国称雄而过上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即所谓“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商鞅变法及其所推行的农战政策和抑商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

　　但是，农战政策和抑商政策的偏重性也很严重，前文已有所分析。农战政策和抑商政策是将经济政策和军事目的结合在一起的，重农和抑商，都是为国家的兼并战争服务的，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为国家军事目的服务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经济军事化的政策。这种政策势必会将社会经济运行纳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这种纳入又势必会将社会经济发展引入危险之途。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随着战争的持续，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势必为战争所吞噬。当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吞噬到了竭泽而渔的时候，其必然后果是社会经济崩溃和国家统治崩溃。就社会经济与国家统治间的关系而言，采取强制手段推动社会经济沿着军事需要、统治需要的方向发展，势必会扭曲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极大地伤害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直至政权因经济崩溃和矛盾激化而被推翻。秦王朝建立后短命而亡，证明了农战政策和抑商政策偏重性的致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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