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同学在了解“夏、商、西周的兴亡”这段历史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整理下面的知识点,其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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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君的昏庸、残暴；二诸侯国的兴起。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中央首先要保证领导人的英明，其次要对地方的势力加以控制，第三要不断加强中央的实力，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要说第一个提出重民思想的人不好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重民思想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的，从《史记》中的记录就能够看出，五帝本纪中“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来说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说明氏族社会很看中百姓的生存状况，汤征诸侯。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说明奴隶社会也把“民”的状况如何当做衡量统治好坏的标准。《尚书》中夏书的五子之歌也写到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西周统治者吸取夏、商两朝特别是商纣的兴亡教训，总结出一套“眀德慎刑”、“保民”的理论，周人认为夏商的灭亡是由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而正是因为文王的“保民”大德“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帮厥民”（《尚书》）而又吧“保民”视为“德”的突出标志，强调“天命”的归属的转移是以“人王”能否“保民”为依据的。周公就把夏灭亡的原因归诸夏人“不克开于民之丽”，“洪舒于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把殷灭亡的原因归为殷的后嗣诸王“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武王伐殷做《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周公谈到“慎罚”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乂之”。周人憧憬“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重民思想在这时已经初具雏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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