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传教士将他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没有人比得上中国人,也没有宗教比得上儒家。虽然他创办了许多的现代化事业,但他从不提倡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教化。”这位传教士所描述的“他”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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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塑造了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形象——加丽亚。在本文中，笔者也想就这一形象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加丽亚是在作者说“我”“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的叙述中出场的，在这样的叙述中，作者的倾向已经显现出来：对加丽亚持批判的态度。而以前的评论者也多认为，加丽亚“灵魂是龌龊的，手段是卑鄙的，心肠是毒辣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对这些，我们多少都有些异议。
我们认为，作者之所以持这样的写作态度，批评家之所以有这样的评议，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紧密相关。
在50年代那样一个充满着对新中国极度热恋、对未来光明前途狂热幻想的时代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失调，文学负载着过重的时代责任，其“载道”的作用被我们赋予了过多的期望。这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年轻作家，他们无论在创作的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创作的表现形式上，都自然地打上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烙印。
而作者邓友梅在《致读者和批评家》中，就这篇小说创作的动机和目的作了说明：“我想写一篇反映夫妻生活的道德观念、思想品质等方面的矛盾冲突的作品。”从作者的创作随记里我们知道，作者的创作是带有时代性的劝善惩恶的功利目的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和时代左倾思潮的影响，使作者自己的爱情观受到局限，因此对他笔下的人物的爱情也持一种偏颇的看法。这就是作者对加丽亚的思想倾向形成的原因。在时代因素和作者倾向的引导下，批评家们对人物的评价也受到了影响。
下面，我们运用对比的方法来具体分析一下加丽亚这个人物形象。
从美的角度来看。新时期以前流行“不爱红装爱武装”，女性几乎成了中性人，爱美之心稍有表露就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加丽亚就像万绿丛中一点红，她穿戴漂亮，相貌出众，又多才多艺，热情大方，特别是活得自我、真实，一天到晚兴高采烈的，也将快乐传染给了别人。但是，邓友梅刻意地将虚荣、自私、轻浮这些不实之辞加在了原本可爱的她的身上，因为她可说是当时社会“异己”力量的代表，这种类型的女性形象不符合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当时是以妻子式的内在美、生活化的美为审美标准的。如妻子结婚用品选择实用，设计方案选择实用，生活能力选择能干实用，如洗衣做饭的擅长，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等等，既符合时代精神，又富有儒家的伦理道德也符合民间质朴的价值标准。问题是50年代对美的理解是狭隘的，注重内容美须以否定外在美、形式美为前提。因此，加丽亚自然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叙述者企图以其外貌美衬人物心灵之丑，(小说借科长之口说加丽亚作风上受过处分，这种叙述并无多少根据)但读者或却不一定会按叙述人的意图去欣赏作品，我们倒是颇为理解、赞赏加丽亚之美。
从对待婚姻爱情的角度来看。妻子顾家恋家，属贤妻良母类型，在与异****往的场合中严肃而庄重。而加丽亚则不然，她缺乏家庭伦理观念不说，还从女性青春的角度去考虑要保住姑娘的“金招牌”。宽泛而不确定的交往原则，是其在人际交往中的特征。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这种原则态度大抵属轻佻轻浮一类，极不符合人们对女性的审美价值标准。她稍对围在身边的男孩子好些，人们就说她感情廉价，一旦冷淡下来，又说她玩弄感情。所以加丽亚也只得向“我”承认：“我也有缺点，有点温情主义，喜欢和男孩子们玩玩……”听到“我”的表白时，她也认为人言可畏，害怕在设计院呆不下去。这时她的理智又抬了头，战胜了一向热烈真诚的情感，让她从理想的云端又落到了现实的地面，拒绝了“我”的爱情。她对爱情婚姻的看法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是，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她的爱情观的表现，她认为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是共同理想的拥抱。她那样宽泛而不确定的与人交往也是为了寻找能使她“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姑娘）去换他的爱情”的人。她对爱情婚姻的看法虽然有些不切实际，如将婚姻生活视为俗事，认为它会将天才的想象力磨光，将爱情视为诗，婚姻会消褪爱情的诗意，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有对婚姻爱情生活的独特见解呢?特别是到了今天，许多现代女性都选择独身或晚婚，加丽亚的同路人已经是数不胜数了。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历来评论界在这方面对加丽亚的批评是最多的，一般是认为她玩弄感情，自私自利，她的“灵魂是龌龊的，手段是卑鄙的，心肠是毒辣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我们认为，加丽亚开放的性格被人们误认为不正派，不可理解，这不是她自身的错误，而是那个时代人们牢固的思想传统在新生事物面前所产生的对抗性表现。加丽亚的存在对那个时代的思想模式是一种挑战，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种子。他在与包括主人公“我”在内的众多青年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想过要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别人对她的好感为自己谋得利益。她只是按照自己对友情、爱情、婚姻的认识与理解来对待周围的人与事，她还是一个天真可爱的涉世未深的小女孩，还没有受到当时社会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如果说，她的“我快乐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周围还有别人存在”的言论能说明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恐怕持此观点的人是难以服众的。我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她个性极为张扬的结果，是她跳舞的时候极度“忘我”的表现罢了。（我们可以在她的“混血儿”的身份上为她张扬的个性找到根据。）虽然，这可能影响了别人，但应该还不至于因此就给她扣上利己主义的“帽子”。运用道德批评的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弊端，由于各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不可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要具体地、历史地区别对待前人运用此方法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我们认为，如果邓友梅不是在当时创作环境下受文学大潮的影响，手脚没能放开，加丽亚的形象应该更鲜活些，也更有意义些。虽然她身上具有深厚的社会内涵，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而只是“我”身上情感的化身。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她远没有主人公“我”的形象丰富、典型、深刻、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加丽亚的形象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扁形人物”。这也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对文学艺术制约影响的结果，文学因之丧失了一些文学性，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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