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熟,天下足”描绘了我国千百年来“南粮北运”的历史。但是,目前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长江流域产区由20世纪70年代的30%下降到90年代的11%,而东北松辽产区则由20世纪70年代的11%上升到90年代的32%。据此完成1~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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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在秦朝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的历朝历代，皆为国之“要政”。漕运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含义，主要指中国古代各王朝通过水道将各地的粮食等物资运至京城，以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的消费。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自身功能的拓展，漕运的含义也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性。

漕运是集权政治和小农经济结合的产物。中

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导致统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全国性统治中心的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官僚体系的形成、庞大军事体系以及全国性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一变化促使王朝必须建立一个有序的、有保障的、以粮食为主体的物资供应体系。然而，以农立国的经济特性，使得统一的集权王朝在建立物资供应体系时，不得不面对广泛而分散的小农经济。集权政治有效地使小农成为赋税与摇役的双重负担者，成为国家的生存基础。这是漕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

作为一项大型的粮食征运活动，随着漕运制度的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用途日益广泛，漕运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漕运重心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化格局；二是漕运与中国社会形成越来越紧密而广泛的关系，日益渗透到社会的诸多领域。

秦汉时期，定鼎西北长安，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在北方，关中和山东最发达，漕粮多半取之于这两个地区，漕运则经由横贯中原的黄河和渭水，方向是由东至西。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尚处于初步阶段，漕运体现出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的特征，漕粮多为军用。唐宋时期是漕运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两代，仍定都北方，但由于南方经济的兴起和北方长期动荡的社会环境，漕运中心逐渐南移，尤其是到了唐代，漕粮征派日益依赖南方，漕运方向由东西向转为东南、西北向。而此时大运河的开疏工程，也使得它在漕运和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功能逐渐显现。北宋设都汴梁，以汴河、黄河、惠民、广济四河进行漕运，其中以汴河所运漕粮最多，漕运方向大体也是东南、西北向。由于运河的开通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成为漕运的重心。这一时期是漕运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成法、固定的职官和额定的年漕量，漕运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元代定都大都，由于种种原因，主要采用海运的形式运输漕粮，但大运河仍为河运南方漕粮的唯一水道。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漕粮绝大部分征收于南方，运河成为唯一的南漕北运的河道。这一时期，由于历代的积累和统治者的重视，漕运制度不断完善，漕运的组织、机构、政策十分严密和健全。

在漕运方向由东西向到南北向的转变过程中，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尤其是经济重心由北至南的迁移过程。秦汉时期北方农业经济在全国遥遥领先，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宋代“苏湖熟，天下足”谚语流行，明清时期“湖广熟，天下足”新谚流传――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这种发展轨迹与特点，在漕运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漕运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大运河时代，在大运河成为漕运的主体水道之后，漕运借助大运河沟通南北的便捷条件，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王朝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政治领域，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其他朝代何尝不是如此！

在经济领域，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之区；而应漕运之需所进行的水利开发，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漕运对于商业经济的促动作用尤其突出。漕运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附载“土宜”的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雍正年间，在此基础上加增40石，一年之后，又进一步加增，至每只漕船准许附带“土宜”126石。回空船只捎带北方货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大运河上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漕运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商品流通。

在经济领域，漕运对城镇盛衰的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运河沿线的城镇。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的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趁食”者的汇集，运河沿线城镇的繁荣也成为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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