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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家孙正凡为武汉读者讲《天文八十八星座漫谈》。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傅坚摄
　　长江商报消息不爱实验室“冷板凳”，天体物理学博士孙正凡宁当“半路”作家
　　孙正凡，人称老孙，曾因骨瘦如柴被同学称为“猴子”，现居于上海，已是“胖松鼠”。大学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中心，硕博连读，标准理科男，毕业后却“弃理从文”，现在上海某出版社做科学栏目编辑，科学松鼠会资深会员。
　　前日下午，这位“胖松鼠”出现在武汉市图书馆2楼的多功能报告厅里，给武汉观众讲述天上的88个星座，3垣4象28星宿的历史传说与科学认识。打文化标签，卖科普知识，同时为自己参与编写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宣传造势。
　　■本报记者钱烨
　　启蒙
　　“你可以相信狐仙，但没有理由放弃科学”
　　孙正凡身上的标签很多：标准理科男、北漂、山东神仙、科技闷骚男，明明是天体物理学博士，却“言必称希腊”，声称“科学也是一种文化”。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中，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问他“‘言必称希腊’是什么意思？”孙正凡说，希腊人有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不断追问的精神，让古希腊在现代的各个学科内，谈及文化、理解，都要提到“古希腊人会怎么想？”而中国人却欠缺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地方”的概念，上古神话中，盘古开天地，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降为地，“天圆地方”是古人用直觉对世界的丈量，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解释。而屈原早在《天问》中就质疑“东南西北，其修孰多？南北顺堕，其衍几何？”
　　“直到利玛窦进入中国，中国人才知道我们脚下踩着的叫‘地球’，西方在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地球’这一概念。”
　　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几乎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发现我们生活的大地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弧形的。例如，越往北方，悬在头上的北极星就会变高；而往南，它会变低。古希腊人在航船出行时，首先消失的是船身，最后才是桅杆。所以毕达哥拉斯认为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圆的，至少是个不规则的圆球。而后来，一位生活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古希腊人甚至测量出了地球的大小。
　　孙正凡说，其实古代中国人完全可以认识到地球是圆的。古代天文学家张衡甚至提出了月球是反射太阳的光泽，并且记录了1464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与变化，但地球这一概念，却像一张纸一样，没有捅破。
　　孙正凡说，中国人的科学意识从晚清之后才出现启蒙，而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崇尚科学与理性。所以科普的推广在当下中国仍然需要大力去做。
　　“你可以相信狐仙，但没有理由放弃科学，”孙博士在讲座结尾幽默地说。
　　发现
　　天体物理学，与生活紧密相关
　　作为天体物理学博士，孙正凡认为，天体物理学虽然看起来与常人不沾边，却无时无刻不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联。
　　首先是时间。在现在的钟表没有出现以前，古代人是怎么记录时间的？很显然，中国人是看太阳的影子，“立竿见影”。北京故宫中的日晷，就是依靠太阳的投影显示一天的时辰，而为了更进一步确定准确的时间，现代人依靠科技观测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准确地将时间确定在每分每秒。
　　孙正凡说，影响古人掌握时间的另一个重要天体是月亮。“我们现在还在用的农历，一个月就是按照月亮的盈亏来计算的。”而为了更精确地确定一年中农事的顺序，古人把太阳引进来，确定了24节气，并加入了闰月的概念。
　　所以在中国古代人的眼里，太阳月亮都是为人服务的，什么时间月亮转到什么位置，什么时候播种、收割，太阳自然会提醒生活在大地上的农民。“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孙正凡说，而且，这种源于内陆农耕文明的思想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
　　反观西方，却不是如此。因为靠近海洋，两位荷兰天文学家在大航海时代，乘坐往东方运载香料的船只，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时，看到了与他们生活的北半球完全不一样的星象。他们兴奋地用在非洲大陆发现的天堂鸟等鸟类来命名这些从未在北半球看到的星辰。随后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不断有西方人乘船靠近南极去记录星辰，并发明瞭望远镜观察天上的星星。
　　首先制造出望远镜的天文学家伽利略甚至用自己粗糙的望远镜，看到了月球的环形山脉与木星的几颗卫星。而那时的中国人坚持认为，月亮上的阴影是一棵桂花树，吴刚正拿着他那枚硕大的斧头，不停地试图砍倒这棵神树。
　　在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天文学家开始用显微镜、罗盘、时钟这些代表着科学进步的工具来命名天空中新发现的星座，而中国人还在禁止民间对星辰的观察与臆测。普通人万不可妄谈天事。
　　普及
　　一群“科学闷骚男”，让科学有意思
　　孙正凡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自己参与编写的《十万个为什么》造势，此书已经发行了6个版本，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少年儿童接触科学的第一本启蒙书。孙正凡在此套图书中，担任天文与天体物理学方面的编写工作。
　　孙正凡说，研究古代中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国为世界天文学做出的贡献在有些方面是超过西方的。
　　例如，中国人在天空上标明的3垣4象28星宿，共记录了北方天空上1464颗恒星，而西方一直以来的记述中只有1200多颗。而且自商周时代，中国人就注意到了哈雷彗星在一定时间出现在天空中的异象，并且在历代天文家的记述中，都能找到详细的记录。
　　“现代科学家要研究一些彗星，都会到中国的古籍中寻找数据，”孙正凡说，“中国也不缺少观测星辰的人。”“夸父追日”神话的原型夸父，很可能就是一位观测太阳的天文学家，因为久立于太阳之下，被后人解读为他在“追日”。但是缺乏理性认识的中国人，并没有在做仔细的记录之后对这种天象进行深入的思考、研究。
　　所以，当下对青少年儿童的科普教育又显得多么重要。
　　孙正凡坦言，目前国内的科普环境并不太好。好的科普著作都需要从国外引进，在北京成立的科学松鼠会正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科普教育。
　　“让科学有意思”，是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的标签，这群被称为“科技闷骚男”的理科作家，就是要让科学像文艺、电影、音乐那样流行。
　　2007年，拿到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孙正凡，因为不喜欢在实验室里坐“冷板凳”，而加入科学松鼠会。不过，这群“半路”作家，似乎并不受到那些坐在研究室里或在硕大天文望远镜前的科学界同行的认同。孙正凡说，很多同行称他们为科学界的“苍蝇”。
　　孙正凡
　　天体物理学博士，科学松鼠会资深会员，科普知识传播者。参与编写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天文与天体物理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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