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我国碳排放严重,发展低碳经济则十分必要。所谓的“低碳经济”是指尽可能最小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模式具有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特点。因此,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企业必须
①加快低碳管理制度创新和政策的制定;
②加快低碳产品的开发,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③加快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
④树立低碳生活和绿色消费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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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同时，气候变化已经迫在眉睫。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业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2: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这对中国，是压力，也是挑战。

挑战之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小康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怎样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挑战之二：“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对环境的威胁，不可忽视。

挑战之三：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2005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等高耗能工业行业，2005年能源消费量占了工业能源消费的64。4%。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工业生产技术和能源利用水平，是一个重大课题。

挑战之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估计，以2006年的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样一个巨额投入，显然是尚不富裕的发展中中国的沉重负担。

因为目前的低碳标准包含欧洲相当成熟的战略和日益完善的技术，所以，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争取足够时间寻找和切实把握好在低碳经济财富链中的有利地位。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在接受他们新能源产品加工订单时，要求对方把技术公开。在充分施展“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的同时，渐渐增加研发低碳技术的资金投入比例。

　　世界经济今天想要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放心让刺激政策及早“退市”，就须尽快寻找到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如此，才能有效地吸纳看似过剩的金融资本，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把目前低迷的经济推向一个由市场自身造血功能所支撑的繁荣的经济时代。为此，欧洲多个工业国家已抢先一步发起了打造“低碳经济”的浪潮，争取在下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分享到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前不久的哥本哈根会议，充分展露了他们的这种雄心。

　　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去年11月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由此，社会各方对今年两会有关低碳经济的政策讨论寄予厚望，尤其是中国如何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政策来积极应对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这里，笔者也想从“新标准”市场导入的视角来分析一下，一旦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各国都为环境恶化所迫不得不接受“低碳经济”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首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拿出追赶欧洲低碳技术的勇气，花大力气从产业结构、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等环节上脱胎换骨地引入低碳经济新标准，那么，中国现有的靠非低碳标准的市场打造出来的产业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金以后，碳排放量才开始明显下降。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先进的装备制造业的生产等都带来了对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无论是通过控制排放的产业政策（比如，产品准入标准、清洁技术激励、可再生能源的创造和保存等），还是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比如，碳税、碳交易等手段）来化解，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调整成本，而这些成本如果一味地让政府负担，财政支出的压力就会使其不可持续，如果一味让企业承担，则靠加工贸易赢得竞争优势的广大民营企业，是不可能自主地来转移新能源的高成本或由自身内部来消化成本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我们应对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保护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并担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全社会从现在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走进低碳社会，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由此而来的社会协调成本将会事倍功半，甚至不可持续。所以，在寻找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机制之前，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设法阻止由欧洲国家按照他们的国情所设定的这一新标准的快速推进。第二，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形式上或概念上来“求变”，比如，不考虑市场需求和成本高低，各地去一味发展光伏电池产业，可中国完成的光伏电池作业环节，甚至可能比其他非新能源概念的产业更消耗能源，更产生损害环境的有害物排放，那么，笔者担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政绩，不顾产能过剩和实际高排放的后果，不切实际地搞“概念”工程，最终将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国家资源，而且，也会造成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产业中处于愈加被动的劣势地位。所以，笔者以为，从我们的现实出发，尽力挖掘中国自身内需的潜力，实际上也是一种为缓解低碳经济这一“新国际标准”对中国这样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兴市场所造成的负面冲击的应对之道。

　　第三，因为目前的低碳标准确实包含着欧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当成熟的战略和日益完善的技术，所以，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寻找和切实把握好在低碳经济财富链中有利的地位。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可能生产的虽然是低能耗的清洁产品，但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却是更加严峻的产能消耗和有害物质的排放后果，而这些产品给予中国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因为我们处于低端生产环节而越来越有限。这样，中国市场自身就无法享用相对自身收入代价还较高的新能源产品和低碳消费产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在接受他们新能源产品加工订单的同时，也要求对方把技术公开，否则我们一边大规模的生产给欧洲低碳标准的产品带来的价格下降的市场竞争力，另一边却无法转变成中国在这个领域的高竞争力。所以，在目前与欧美国家尚未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还是应把重点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上，充分施展我们最擅长的“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渐渐增加研发低碳技术的资金投入比例。不过，千万不能过快、过度地去推动最终消费市场上低碳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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