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将自己西行求法所经历的情况编撰成书,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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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西行求法，意义重大，自不待言，简要总结，恐怕首先是精神上的意义。法显已经近或逾花甲之年。为什么法显在这样的年岁还要历经千辛万苦冒死西行求取佛经呢？只能以佛教的精神目标才能解释他的使命感和他于其间获得的的强大动力。在法显以上中，这也是修的菩萨行。为求佛经戒律而万死不辞，说到底也是一种菩提行。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以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重重障碍，实为阻隔中印文明之高闉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列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艰险，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子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来独往，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其次，法显西行增强了中西人民的友好往来。法显旅行的经过以及其个人的旅行记录《佛国记》，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无异于开启了观察外界的另一扇窗子，对以后西行运动开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西方僧人到中国传经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法显的影响下，中国高僧昙无竭，也立志西行，召集了二十五个人到印度去。法显回国后不久，就有很多斯里兰卡的高僧来到中国进行访问，有的终生住在中国，传戒授律。在以后的岁月了，因着佛教，出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热潮，法显在此过程中居功至伟，唐朝著名高僧义净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循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正路。” 这说明，法显是去海外求法取经的先驱者，发现的西行，对促进中西方佛学交流，加深中西人民的友谊，都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其三，法显的西行，本为寻求完整的经典，特别是佛教戒律。他携回了很多的经典：在中天竺得《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綖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在师子国又得到了《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还有一部《杂藏》。回国以后，他在东晋国都道场寺，与印度禅师佛驮跋陀罗(即觉贤)等合作译经，曾与法显法师同游印度的宝云法师也与其事。法显去世前的七八年间，其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与其他高僧共译出经典六部63卷，计百余万言。其中《摩诃僧祗律》影响至为深远，其所译六卷本《泥洹经》也对中国佛性论思想产生长远的影响，其中的“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说法，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理论的基本命题根据。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有今天我们在此反复提及的《历游天竺记传》一卷。此书成于义熙十二年(416)，为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它对于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在他的记载里，还保存了有关西藏诸地的古代史地资料。因此，近代有英、法文等译本，极为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
　　第四，法显译经之前，我国内地的译经人和所译经典，多来自西域，其时称“梵书胡本”。汉地僧人到国外学习语言和经典，归国以后再组织志同道合的学问僧翻译佛经，这种直接自梵文经典译成汉文的做法，带有更鲜明的直接性，减少了西域各地本地化的佛教对天竺佛教的理解差异。法显译经场所如果不是汉地僧人组织译经最早的，也是规模和影响都较大的早期译场。
　　最后，还得再强调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作为古代杰出的翻译家、旅行家，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对中国佛教以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法显是当时汉地僧人向外所行到达之地最多、最远的人，汉时甘英、张骞都不曾到达的九译所绝之地，法显也都曾涉足并深入观察，这对于中国人开阔视野，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很有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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