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舍的作品中，作者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市民世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三类形象来构成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这是老舍市民形象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成功的形象。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只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这里所说的城里人/乡下人，不是他们的户籍概念，而是表明他们身上的文化符号。城市和乡村，从理论上说代表着现代和保守，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的文化本性并没有城市化，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城市里的现代观念的影响，而固执地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的，保守而闭塞。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奴才式的人物，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生活得过且过……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了和阿Q相近的品格。（注意和鲁迅的比较：乡村/城市；彻底否定甚至偏激/温和、批判、眷恋；风俗画/全方位）
《离婚》中的张大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他小心翼翼地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他的使命和职责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因为他认为离婚就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这种由婚姻观念而延伸出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观念就是封闭和自足。当然最后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顺应天命而不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也就是堵上自己家的院门，准备好粮食和咸菜；依然准备过生日；依然不忘“礼节”；（P74）“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求消消停停地过不愁吃穿的日子，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甚至可笑地认为日本侵略是看上了卢沟桥的狮子，因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
应该注意的是教材中提到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也属于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点。这个形象跟巴金《家》中间的觉新的形象比较类似，他们虽然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已经和老派的人不同了，但他们由于家庭的角色和身份的不同，（长房长孙），承担的家庭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包容了较多的传统成分，因此往往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尖锐的矛盾，表现出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思想的困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能够意识到为国尽力的责任，但又不得不忍辱偷生，他鼓励和支持弟弟出走，去投入抗日斗争，但自己却不能同行，他得留下来“尽孝”。“他好象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祁瑞宣的矛盾和痛苦是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不能兼得，而本质是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因而只能在徘徊矛盾中苟且偷生。
对于这些“老派市民”形象，作者主要通过揭示人物的精神病态，批判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也写了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进程。
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体现了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表现出对我们民族保守、落后、封闭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但是老舍的批判态度和鲁迅不同，他没有鲁迅那样偏执和锋芒毕露，不激进，不追赶潮流，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抱着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对于新派人物的描写，主要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着对西方文明包括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作者对这类形象的描写，采用的是漫画化，讽刺。因此，对于这类形象作者的讽刺意味十分浓重。
这与作者对老派市民的态度又不同，对于后者，老舍是抱着既有批判，又有同情的态度来写的，尽管有的带有悲剧意味，有的具有强烈的矛盾心理，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十分生动，表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而对于前者，作者的鄙视和不屑的态度十分鲜明，传统文明在他们手中失落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主要体现在他们这些洋派的人物身上，尽管这种批判比较肤浅，也不免类型化的倾向，但中间包含了他对传统文明既是批判，又有失落感和对西方文明反思和愤激的心情。
C．“正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赵四（《老张的哲学》），赵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
这类形象，常常体现老舍倾向传统的道德观。老舍往往在对新派市民的描写中表现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就表现在他所塑造的理想市民身上。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寻一条中国文化转型的出路，因此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就带上了一定的启蒙主义色彩，这一点也可以跟鲁迅进行比较。
老舍对理想市民的塑造，就文化立场而言，是建立在传统的道德观基础上的。一般表现为“侠客兼实干家”的形象。锄暴安良的侠客（《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四世同堂》中的钱吟秋等），身上带有中国文化的道德力量（如《四世同堂》中的天佑太太、韵梅的形象。）民族骨气和操守，成为老舍理想的化身。
关于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和新派市民形象的用意，其内涵则在于他们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当然，这也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平庸和幼稚。
D．“城市贫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拳师沙子龙（《断魂枪》），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艺人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之间的深刻联系。
在这个形象系列中，同样也贯穿了作者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月牙儿》中表现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生活，是两种文化观念的悲剧。母亲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的生活经验与女儿“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的新潮观念的矛盾，是不同文化在同一环境中的演绎。但最终作者表现的结局，是女儿新潮理论的破产，向母亲靠拢。这样，老舍对西方文明中的所谓个性解放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判断。——在没有生存权的社会中，穷人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女儿的悲剧表明了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而贫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着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更是从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这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认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分析《骆驼祥子》（注重祥子悲剧的多重含义）
在过去的一般评论中，祥子三起三落的命运，是作为一个小生产者想实现自己并不过分的理想，反映了他淳朴、安分的生活理想，但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
但如果更深入一步进入到文化分析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破产了的农民不断在城市中市民化，进而被抛入流氓无产者的行列，并不断经历精神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城市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样子的命运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青年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经历的道德堕落和心灵腐蚀的悲剧。樊骏在《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中就明确谈到“祥子被剥夺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小说中重点表现的是他“精神上的毁灭”，是人物身心受到摧残和折磨。
这是老舍“批判国民性弱点”总主题的集中表现。
祥子的形象是一个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在不断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为金钱所腐蚀，因此他才会形成自身固有的缺点：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P79），因此也就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对于祥子来说，他所处的环境是人伦畸形的环境，人和车厂——虎妞；大杂院——二强子；白房子——小福子；构成祥子生活轨迹的每个点，而每个变态的人伦和人性扭曲，都使得祥子不断向地狱靠近，最终他只有沉沦，只有彻底地在放纵和堕落中完成自身的最终命运。
实际上，老舍在作品中是从两个侧面表现他的文化审视的，那就是城市文明中的“欲望”——情欲、财产贪欲；和城市中的人伦关系中的“丑恶”——自私、贪婪、麻木、变态……因而表现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忧虑。
掌握的要点在于"城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冲突"。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从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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