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的小说()表现了“生理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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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处处存有作者个人经历的烙印，“革命”与“知识分子”是“季节系列”小说的“关键词”，“季节系列”小说的不仅再现了“革命”与“知识分子”含义背后的血肉，而且将这两个“关键词”视为进入这一段中国历史和新的入口。
季节系列小说文体可以用“狂欢体”来概括。依据巴赫金的研究，狂欢体的感受与写作的最大特点是打破既有的等级秩序，挑战各种现成的艺术规范及其严肃性、确定性、神圣性，任何教条主义、专横性、假正经都不可能与狂欢体写作共存。它与一切现成的、完成性的、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它是开放的、多元的，也是宽容的。各种关于小说文体的惯例、规则、语言禁忌在狂欢体写作中统统被取消。
《狂欢的季节》正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它不拘泥于塑造传统意义上的“人物性格”，有时甚至让人物成为作者的“传声筒”（没有贬义），痛快淋漓地发表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或人生感悟（有些段落可作随笔或政论读）。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常常是为了作者的议论、抒情甚至语言上的快感（能指狂欢）服务，而不怎么顾及是否符合“人物性格”，它也并不大讲究语言的含蓄，为的是把某种情绪、某种感情或见解推到极致，为了达到痛快淋漓、汪洋恣肆的效果。为此小说中经常出现词语、句子的堆砌与罗列（同样没有贬义）。
无法之法、怎么痛快怎么来——这就是狂欢体小说的美学原则，否则答不到狂欢的目的。作者无所顾忌地调用一切能调用的语言资源、文化资源、生活资源（在这些方面他具有别人很难比拟的优势）为自己的狂欢化协作服务。语言与文体的随心所欲的杂交、不承认各种文体语言风格之间的任何界限。诸如逆向、反向、颠倒、上下错位（比如面部与臀部/精神与物质）、高低易位、各种形式的戏仿、滑稽改编、降落、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脱冕是其常用的策略。小说中时不时有一些对于古典诗词、古代谚语、习惯用语等的滑稽模仿，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花枪”，“色即是空，空而后色，一穷二白，白茫茫大地真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蒙狂欢体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躯体性、物质性的意象（如饮食的、排泄的、性的），并把它们与具有崇高神圣色彩的意象并置、组合在一起（如“英雄气短，猫狗情长”之类）。在西方，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是拉伯雷。人们说拉伯雷是“粗野的生理主义”、“生物主义”、“描写‘肉体’与‘肚子’的最伟大的诗人”。巴赫金称之为“怪诞现实主义”。这种躯体化、物质化的写作策略充分体现了狂欢体小说颠覆等级秩序的美学原则。正如巴赫金指出的，“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在王蒙的小说中，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常常被贬低、被认为粗鄙庸俗的形象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来与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大话、官话并置在一起，从而既达到“升格”的目的，又达到“降格”的目的（即贬低化、世俗化、物质化），把被认为是崇高、神圣、忌讳、高调的东西进行降格与贬低，使之更加靠拢人体的下身（比如肚子以及生殖器官）。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语言策略被用于解构文革的伪崇高。比如把自制奶油蛋糕的成功说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巴赫金曾经指出，《堂诘诃德》的桑丘的物质主义、他的肚子、食欲、他的大量排泄，是为堂诘诃德的抽象、僵死的理想主义而挖掘的肉体的坟墓。同样，在王蒙的作品中对于钱文的日常生活（饮食、养鸡与养猪）等的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描述对于当时“勒紧裤腰带干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未尝不是一种颠覆与消解，一种以厨房为战场、以厨具与洗脸盆为武器的战斗。而且这种物质主义不仅有肯定的功能，而且带有肯定与再生的意义——对于人的日常生活与常识理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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