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是一个悲剧，巴金自己称之为“好人的悲剧”。他一如既往地把罪恶根源归之于社会制度，认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
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揭示了这个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社会悲剧”说与“文化悲剧”说分别揭示了《寒夜》悲剧内涵的不同侧面，但《寒夜》的悲剧内涵不是单一而是丰富复杂的。除了社会环境以及汪母和树生之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乃至对立，汪文宣一家悲剧的根源，还在于他们自身的因素。由汪母与树生各自成长的时代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差异造成的她们价值观念的差异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婆媳间几乎无休止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汪文宣，作品的男主人公，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馆里当校对。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一个比什么都不如的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曾有着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美好理想和救人济世的宏愿，但在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压榨中变得胆小怕事、懦弱安分、无所作为；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卑微；他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强烈不满，但却敢怒而不敢言；他深爱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小宣，常常为自己不能使他们活得幸福而自责；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个不死不活的生活，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终究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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